文|星揽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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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分析了考古出土的春秋晚期具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吴国铜器，认为此类铜器主要有三种：吴国仿制的中原铜器、带有中原文化元素的吴国铜器、产自中原流入吴国的铜器。
总体上这类铜器数量不多，中原文化对吴国铜器的影响远不及楚文化、群舒文化，而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更多的是地缘因素。
吴国是春秋晚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他与中原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关于太伯奔吴的地点，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争论。
但从宁镇地区如江苏丹徒烟墩山、母子墩等地出土的一批明显来自中原地区的西周铜器和受中原西周铜器影响的本地铜器来看，至少周成王时封周章于吴的地点应在宁镇地区。此后吴国与中原的交往中断，一直到吴王寿梦时才“始通于中国”。
在晋国的帮助下，吴国骤然兴起并迅速称霸列国，直至被越国所灭。可以这样说，吴国的出现、兴起都与中原有所相关，故而探讨吴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其中不乏从考古学上探讨吴国与中原的文化交流者，但多集中在西周时期或流散于中原诸国的吴国青铜器等方面。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春秋晚期吴国（地）铜器中的中原文化因素相对较少且表现不很明显。从出土或传世的吴国（地）青铜器来看，吴国（地）青铜器具有中原文化因素者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吴人仿中原文化器形制作的青铜器；第二种是吴越地区特有的青铜器上带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征；第三种是产自中原流入吴国（地）的青铜器。
吴人仿中原文化器形制作的青铜器数量相对较多，如著名的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以及江苏丹徒北山顶大墓、六合程桥二号墓出土的铜鼎等。
吴王光鉴和吴王夫差鉴目前从出土地点来看，都不是出土在吴地的。吴王光鉴出土于安徽寿县蔡侯墓，共两件，出土时鉴内放置一奠缶和一件小匹。
吴王夫差鉴到目前为止共发现七件，已知出土地点的都位于窑坡M29∶28.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2016M1∶40当时晋国境内。其中三件出自山西，四件出自河南。
山西的三件中，一件为清同治年间出土于山西代州蒙王村；两件为1994年在山西太原金胜村M673出土。
河南出土的四件中，有三件相传是1940（或1943）年出自辉县琉璃阁，原来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后来有一件调拨给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一件为残片，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系新中国成立后购自河南古董商万云路。
这七件吴王夫差鉴从形制和铭文来看，应该不是同一批次制作的。辉县出土的三件铜鉴虽然形制几乎完全一样，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件铭文为两行十二字：
“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为两行十三字：“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因此至少是分两批铸造的。
鉴这类器物在楚文化区域发现较少，一般仅在等级很高的墓葬中才有发现；但在中原地区铜鉴发现相对比较普遍，一般等级稍高的墓葬都有出土。
比较楚文化如河南淅川徐家岭M9出土铜鉴、中原文化和吴国的铜鉴，可以发现吴国铜鉴更接近于中原文化系统的铜鉴，而与楚文化系统的铜鉴有较大的差别。
中原文化系统的铜鉴有一个发展演变规律：春秋中晚期时口沿宽而薄、颈腹之间转折比较和缓、平底如山西隰县瓦窑坡。
到春秋战国之际演变为口沿窄而厚、颈腹之间转折变成直角、平底加上了圈足（如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
吴王光鉴和吴王夫差鉴的形制介于二者之间，属于其中的过渡形态：口沿已变得窄而厚，但依然是平底，没有加圈足。由此看来，吴国铜鉴应是仿照中原文化系统的铜鉴制作出来的。
从铭文内容来看，吴王光鉴是吴王光（阖闾）为嫁女制作的媵器。吴王夫差鉴虽然带有“自作御鉴”的字样，但从其数量较大（目前至少出土了七件）且都出土在三晋地区来看，不排除其有作为礼品馈赠的可能。
吴越地区的铜器制作精良，常常被作为礼品用于馈赠。这不仅可以从各地出土较多的吴越兵器看得出来，而且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
《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鲁襄公在督扬之盟后慰问晋人，“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而山西太原金胜村M673、674出土的S纹吴式鼎、铜盖豆和原平刘庄出土的铜舟等也确实可以证明《左传》记载的类似用吴国铜器作为礼品馈赠的事情应该不是个案。
金胜村M673、674分别出土了三件吴式鼎，其中M674出土的铜鼎隐约有“吴王”的字样。据简报介绍，两墓出土的三件鼎“大小相次成列，形制、纹饰相同”，应各为一套列鼎。
金胜村M674出土的铜兽耳盖豆和原平刘庄出土的铜舟，从形制来看均属三晋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铜豆和铜舟的形制，但其纹饰却为典型的吴越地区流行的双线S纹。
不排除这两件器物是吴国为馈赠晋人特制的铜器。太原金胜村墓地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赵氏家族（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先祖）墓地。
其中的金胜村M673出土了吴王夫差鉴和吴式铜鼎，M674出土了吴王鼎和S纹铜盖豆；辉县琉璃阁一带是晋国六卿之一范氏家族的墓地，出土了吴王夫差鉴和吴王夫差剑。
这些吴王铜器出现在晋国高级贵族墓葬中恐怕不是一种偶然，而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吴王为交好晋国权臣而馈赠的礼品。
这种专门制作铜器用于馈赠的现象也发生在晋国。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邗王是野戈是一件有铭文的铜兵器，其上有铭文“邗王是野作为元用”。
这件铜戈是典型的鸟兽形管銎戈，这种兵器目前仅在三晋两周地区出土，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戈中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类器物。
而且山西侯马铸铜遗址也出土了铸造这种铜戈的陶范，证明侯马地区确实生产了这种铜戈。因此李夏廷先生认为这件铜戈是晋国为某位吴王专门制作的赠品。
同意李夏廷先生的观点，并可以补充一点证据。东周时期，常常会出现一国两名的情况，如“楚”又称为“荆”“魏”又称为“梁”等。
从曾国铜器的例子来看，曾国也有“曾”和“随”两种称呼。曾国自称一般是“曾”，而楚王为嫁女于曾而作的铜器“随仲嬭加”诸器的铭文中则称曾为“随”。
从铜器铭文来看，吴国自己制作的青铜器一般自铭为“吴”或“攻（工）敔（吴）”等。而他国制作的铜器中，对吴国的称呼既有和吴国自称相同的或相近的，如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尊、盘铭文称吴国为“吴”。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宋公为其妹制作的媵器簠上称呼吴国为“句敔”。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河南辉县出土的记载春秋时期著名事件“黄池之会”的铜器“禺邗王壶”上称夫差为“禺邗王”。
禺邗王壶从形制来看是典型三晋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铜壶如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壶等。这两件晋式风格的铜器同时称吴王为“禺邗王”或“邗王”，可见“邗”是晋国对吴国的称呼。这也说明“邗王是野戈”确实如李夏廷先生所说，可能是晋国为某位吴王专门制作的赠品。
除非吴国地区出土的铜器外，在吴地也出土了几件仿中原铜器的器物，如江苏丹徒北山顶大墓、六合程桥M2等出土的铜鼎。
北山顶墓出土的DⅠ式铜鼎高足深腹，盖上有三横向环钮。这种铜鼎属于春秋晚期偏早阶段三晋两周地区的常见器型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鼎等。
不过与中原铜鼎相比，该铜鼎略有不同：就是纹饰为吴越地区流行的双线S纹。可见这件铜器应该是吴国工匠以中原同类铜器为蓝本。
同时结合本地铜器的一些特征而制作出来的一件器物。六合程桥M2所出的DⅡ式鼎从形制来看较之北山顶墓鼎腹部变浅，三足略外撇（估计是受到了楚式鼎的影响所致）。
代表性的是丹徒谏壁粮山M1出土的罍。这种罍是吴越地区特有的一种器物，同类器物在浙江绍兴M306中也有出土。
粮山M1出土的这件器物乍看很难看出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腹部所饰的络绳纹在南方地区基本不见浙江绍兴M306出土的铜罍上就没有这种纹饰。
而这种络绳纹在中原地区的铜壶、铜罍等器物上甚为流行，是中原文化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一种纹饰。
相比之下，春秋时期楚国兴起后，势力席卷南半个中国，淮河上中游基本沦为楚地，下游的群舒、徐、蔡等国虽未被灭，但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从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到春秋中晚期，楚文化的影响已到达了淮泗流域。这时不仅淮河下游的徐、蔡等国文化面貌已基本楚化。
就是中原和山东南部的郑、宋、莒、薛等国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因此吴国可以说处于楚文化的包围之中。区域相邻是文化传播的便利条件，吴文化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势在必然。
其次，吴国虽然是在晋国的帮助下兴起的，但晋派去助吴的申公巫臣和其子狐庸都是楚人，他们教授给吴人的文化必定以楚文化为主，而不是晋文化。
后来吴王阖闾、夫差时期主政的伍子胥、伯嚭也都是楚人。明白了以上两点，我们对吴越文化中楚文化因素较多、中原文化因素较少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了。
1.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2.镇江博物馆等：《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3.杨宝成：《略论西周时期吴国青铜器》，《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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